有语义、声音、节奏和文化联想,而目标语言没有一个词能同时保留这些东西,那么所谓忠实必须先决定忠于哪一部分。决定以后,其他部分怎么办?
那位发言者想了一会儿,说至少不能曲解意思。
江遥点头,说当然。可“意思”本身是不是也有层次?如果一个译本把事件陈述得完全准确,却把原文里本来很轻的情绪翻得特别浓,它算不算改变了意思?反过来,如果为了保留语气而改动字面结构,又到什么程度才叫过界?
她说到这里就停。
没有给答案。
那个年纪较大的男人看了她一会儿,忽然问:“你学什么的?”
“物理。”
地下室里有人笑。
不是嘲笑,只是觉得有趣。
男人说:“那你们物理是不是也天天在决定保留什么?”
江遥没想到问题会回来。
她下午刚听完两个小时“什么是测量”,如果愿意,当然可以立刻讲一整套。可她看了看膝盖上那本旧诗集,最后只说:“可能吧。我才开学。”
这次笑声更大一点。
讨论继续往别处走。
顾苓坐在她旁边,没有转头,只用铅笔在自己的书页空白处写了几个字。江遥没看清。
九点多,活动结束。
外面已经完全黑了。书店门口仍有人站着聊天,顾苓被那个比较文学的学姐叫住,江遥便一个人先到街边等。她拿出手机,发现原既白半小时前发过一张照片。
不是宿舍。
是一张讲座海报。
正是他三天后要去的“感知、行动与世界”。
下面只有一句:
**今天交通项目又吵起来了。**
江遥问:
**吵什么?**
原既白过了几分钟才回。项目里有人想用更多规则把模拟做得更像现场,另一些人认为证据不够,规则越多越可能只是把想象写进模型。程砚提出先保留一个很简单的版本,把不确定的行为单独列出来。原既白说自己支持后者,但觉得这样做出来“太不像真的”。
江遥站在街边看了很久。
下午的讲座、晚上的翻译、原既白那个并不成熟的交通模型,在她脑子里离得很近。她知道自己现在最容易犯的错误,就是因为它们都涉及“表示”和“保留”,就急着宣布它们属于同一个问题。
她没有这么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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