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多是一张便条而已。他选择的纸张那样轻薄，几乎透明，用量是那样的节省，甚至吝啬。两指多宽的一条，像是从旧报纸的边沿随手撕下的，高毅心想：这样的纸条用来卷烟大约正合适。那卷烟纸飘飘忽忽，几乎被一阵风吹得没了踪影。高毅在楼道里找了半天，发现它躺在邻居家门前的垃圾桶旁边不动了。她小心翼翼地将其捉住，带往室内，凑近灯光这才看清了凯科斯的亲笔所书。他使用的铅笔大约是2H，由于用力不够，字迹十分模糊。
他这样写到：“您只是我的老师！”既无落款，也不见他的名字。但她知道这是写给她的，那个“您”显然就是指高毅了，而那个写字条的人当然就是凯科斯。他给她的全部信息就是这行暧昧不清的小字。一切都出于迫不得已，他不想在她面前现身，也完全没有表现的欲望，这从她选择的纸张和书写方式上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
他的行文多么简短（不乏有力），书写这样浮浅（没有力透纸背），而且挑选了可用橡皮擦去的铅笔。他只想在她的眼前隐去，不复存在，理由是他作为她的经研课学生，课已经上完了。他给她的信封上甚至也没有那串被她作为口实的数字邮政编码），可见上次他完全是出于无心。这多余的数字曾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因此这回刻意回避了（不顾邮政制度的要求）。
一般情况下高毅骑车去学校，路上大约要花四十分钟，横贯东西全城。有时候她也乘公交车，雨雪天气，或者自行车坏了需要修理。没有直达线路，她得在清水街转一次车，下车后还要走路。骑车虽然耗费体力，但有一种自由之感，毕竟是你在骑车，你带着它向前走。身体暴露在日光下，与街景人物融为一体，这一过程总是让人感到振奋和愉快。凯科斯事件以后高毅就很少骑车了，她心灰意懒，任凭那拥挤的公交车载着她颠簸而去。这一转变是逐渐完成的。开始的时候她坐车的时候多了，骑车的次数减少，后来她干脆买了月票。她的自行车因一时的故障搁置在楼下的车棚里，开始的时候高毅还想着拿去修理，后来就置之脑后了。现在她不仅去学校，到任何地方都乘公共汽车。当然她很少出门，除非迫不得已。
每周两次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她不得不去，这关系到饭碗问题。可这是怎样的一段艰难路程呢？越接近学校她感受到的阻力就越大，心情压抑，几乎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。尤其是从车站到办公室的这段路，她从赖以藏身的车箱里出来，经过校园走向前方的办公楼。有一段路她必须与前往学校的师生并行（凯科斯就是在这段路上赶上她的）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