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她学会了早到，尽量避开下午的上学高峰。当她发现通向办公楼的那条大路如“郊区的一所大学”中描绘的那样萧条寂静便稍稍放心。有时也有意外出现，一伙下课拖堂的学生从食堂里刚刚吃完了出来，大路上顿时变得喧闹不已。
至于路上零星出现的行人则防不胜防。这还只是进入校园的情况。离开学校又是一番折磨，并且问题更加严重。她不得不与她的同事学生同行，甚至在一块站牌下等车，同上一辆汽车。高毅屏住呼吸，目不斜视，眼前一片空茫，在此半失明的状态中她方能体会到些微安全。
高毅原本以为这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特殊反应，时间一长会自然缓解。一个学期以后她发现自己毫无起色，对学校及其有关事物的恐惧竟然愈演愈烈了。她这样想：随着时间的增加她给凯科斯写信的事传播的可能也将不断增加。就算开始时她为她保守秘密，时间一长未免松懈。她将此事告诉她的一两个密友，而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传扬开去，最后弄得人人皆知。在高毅看来，此事的离奇可笑也的确是值得人们议论纷纷的。
现在她唯一能做的是尽量少去学校，避免与了解底细的师生员工见面。凯科斯所在班级的经研课程结束以后她要求不再代课。由于教研室内课时分配普遍不足，高毅不愿上课别人正求之不得。政治和业务学习她也常常借故不去。后来她托人开了长期病假，可以整天呆在家里了。即便如此她总得去学校领工资，虽说每月只有一次，她的精神负担还是很重。也许正是因为去学校的次数少了，她变得比当初更加敏感。就好像有什么总量不变，如果你不是分别承担的话一有机会就将加倍承受。
这时学校里出现了不利于高毅的传闻，有人说她开病假做生意去了，也有对她的情况略知一二的，说她在家写剧本。总之没有人相信她真的生病了。她的同事以探病为名，上门探听虚实，校方也派了专人，去她开病假的传染病院调查。后来领导找高毅谈话，旁敲侧击，他们想知道她不愿上课的真实原因。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，但高毅永远也不会说。也许他们对她给凯科斯写信的事早已了然于胸，再这么做无异于戏弄她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
高毅避重就轻，坦言相告自己在家写作的事实，但她并不期望与他们和平共处。
她完全不可能再去上课，一想到登上讲台面对众多的学生她就不寒而栗。多于每月一次去学校（拿工资）的经历高毅已无法接受。
由于她的古怪表现，校方不禁要刨根问底，于是调查的范围和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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