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它在我的通讯录里存了很多年——“林岳峰,战略规划部主任”。
电话响了三声,接了。
“陈海生?”林岳峰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,低沉、稳重、带着一个高级军官特有的从容,“你醒了?医院说你脑震荡昏迷送进来的,我正准备去看你。”
“首长,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我的声音很急,急得不像一个四十一岁的上校在跟首长说话,倒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抓最后一根稻草。
“你说。”
“我今年多少岁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“陈海生,你是不是撞到头撞糊涂了?”林岳峰的声音冷了下来,但冷里面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,“你今年四十一岁。你的档案我看了不下二十遍,2089年出生,今年四十一岁。你在医院多休息几天,等脑震荡好了再来报道。就这样。”
电话挂了。
我拿着手机,站在ICU的白色灯光下,看着屏幕上的通话记录——“林岳峰,通话时长,0:47”。四十七秒。在这四十七秒里,一个龙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告诉我,我今年四十一岁。
我四十一岁。不是九十一岁。是四十一岁。
“赵远航。”我转过头,看着还坐在床上的赵远航。他已经不发抖了,他只是坐在那里,双手放在膝盖上,看着那面镜子。镜子里那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也在看着他,眼神里有困惑,有震惊,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“你今年多少岁?”我问。
赵远航慢慢地转过头,看着我。他的眼睛——那双不再需要眼镜的、年轻的、锐利的眼睛——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很久。
“三十二。”他说,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技术报告,“2098年出生,今年三十二岁。”
我深吸了一口气。
然后我做了一件事——我抬起手,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。
啪!
那声音在ICU里炸开,清脆、响亮、像一记耳光——它就是耳光。火辣辣的疼从左脸颊蔓延开来,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。那种疼是真真切切的、实实在在的、没有任何折扣的疼。梦里的疼不会这么疼,梦里的疼是模糊的、隔着一层纱的、像隔着一层水听外面的声音。但这一巴掌的疼,是从皮肤传到神经、从神经传到大脑、从大脑传到灵魂最深处的、穿透性的、不可否认的疼。
“不是梦。”我说。
赵远航看着我的左脸颊上那个慢慢浮现的红色手印,嘴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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