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院手续办得很快。护士看我们的眼神像在看两个从精神病科溜出来的病人——一个四十一岁的“脑震荡患者”和一个三十二岁的“陪同人员”，在ICU里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嚷嚷着要出院，签了免责声明，连病号服都没换就往外走。
“陈海生，你确定你现在出去？”护士最后一次确认，手里的笔悬在病历本上方。
“确定。”我把外套搭在肩上，头也不回地往门口走。
赵远航跟在后面，他的步伐比我慢一点，不是走不快，是在适应。适应这具三十二岁的身体。他的膝盖不疼了，腰椎不酸了，走路的时候不用再刻意地把重心往左边偏——那根被弹片削过的左腿，现在好得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。
我们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夜风迎面扑来。北京的十月的夜晚，风里有银杏叶的气味，有烤红薯的香气，有远处车流的尾气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——那是年轻的肺第一次深呼吸时，空气本身的甜味。
我站在台阶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“陈海生。”赵远航站在我旁边，声音很平静。
“嗯？”
“你的病号服裤子穿反了。”
我低头一看。裤子的标签正大光明地贴在屁股上，像个投降的白旗。我骂了一声，左右看了看，确定没有人在看，飞快地把裤子转了一圈。标签从屁股上挪到了肚子上，但至少看起来正常了。
赵远航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做完这一切，然后说：“你转反了。标签应该在后面。”
“你刚才不是说——”
“我说穿反了，没说怎么才是正的。”
我瞪了他一眼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。
这就是赵远航。七十三岁的时候是这样，三十二岁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他的幽默感像他的眼镜一样——没有了眼镜，他的幽默感还在。那种不动声色的、面无表情的、让你恨不得掐死他的幽默感。
“走吧。”我说。
我们沿着医院门口的路往东走。没有目的地，没有方向，只是想走。年轻的身体像一台被重新点燃的发动机，每一块肌肉都在嗡嗡作响，每一滴血液都在燃烧。我的步子越迈越大，越走越快，赵远航跟在我旁边，他的步子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快。
然后，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——也许是我，也许是他——我们跑了起来。
不是那种老年人慢跑，不是那种为了健康而小心翼翼的小碎步，而是真正的、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