里下达“下潜”命令的时候喉咙里涌出的那种甜。
我们跑了很久。久到我分不清方向，久到我忘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、要到哪里去。我们只是跑，跑过一条又一条街，跑过一个又一个路口，跑过一盏又一盏路灯。北京的夜晚在我们的脚下铺展开来，像一张没有边际的地图。
然后赵远航停了下来。
他停在一家酒馆门口。那是一家很小的酒馆，门面不大，招牌上的灯坏了一半，只亮着“酒”字和“馆”字的半边。门口摆着几张塑料桌椅，有几桌客人在喝酒聊天，空气里有烤串的烟火气和啤酒的麦芽香。
赵远航站在那里，手撑着膝盖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他的脸红了，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血液在年轻的血管里奔涌得太快了。他的头发乱得像鸟窝，病号服的扣子跑掉了两颗，露出里面白色的背心。他抬起头，看着那家酒馆的招牌，看了几秒钟。
然后他转过头，看着我。
“走，进去喝爽了再回去。”
我看着他。三十二岁的赵远航，站在一盏半明半暗的路灯下面，脸上还带着奔跑后的红晕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睛里有一种光——那不是七十三岁的赵远航眼睛里会有的光。七十三岁的赵远航眼睛里只有平静、从容和一种看透世事之后的淡然。但三十二岁的赵远航，眼睛里有火。
“你疯了？”我说，“我们几十年没喝过酒了。”
“对。”他说，“所以今天要喝爽了。”
“你的肝——”
“我的肝三十二岁。”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“三十二岁的肝，怕什么？”
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。然后我笑了。
“走。”
酒馆里面比外面还小，只有五六张桌子，墙上贴满了啤酒广告和顾客留下的便利贴。吧台后面站着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，围着一条油渍斑斑的围裙，正在擦杯子。他看到我们穿着病号服走进来，愣了一下，但什么都没问，只是指了指角落的一张空桌子。
我们坐下来。赵远航拿起菜单看了一眼，然后对老板说：“两扎啤酒，五十个串，拍个黄瓜，煮个花生。”
老板看了我们一眼。“两扎？”
“两扎。”
老板又看了我们一眼，转身去准备了。
啤酒很快就上来了。两大扎，金黄色的液体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，杯壁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水珠。赵远航端起杯子，看着我。
“陈海生，多少年了？”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