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崇焕在京里留了整整十天。
这十天里，他把该见的人挨个见了一遍。
先是兵部几个相熟的郎中——都是当年在辽东一起熬过夜、骂过娘的老交情，听说他回来，当晚就拎着酒坛子摸到了会馆。
袁崇焕没摆酒席，让老仆去街口切了四斤酱肉、买了几张烙饼，几个人就着花生米喝到半夜。席间说的全是辽东的事——哪个关口缺炮、哪个卫所缺马、哪段城墙去年塌了到现在还没修。
兵部的郎中用筷子蘸了酒在桌面上画地图，画完又抹掉，怕隔墙有耳。
袁崇焕一直听着，偶尔插两句嘴，问了几个数字，脑子却一刻没停，把每一条有用的信息都暗暗记在了心里。
他注意到所有人对新君的态度都差不多——不敢多说，眼神里带着一种他从未在文官脸上见过的忌惮，但同时又有那么一丝压不住的兴奋，像是赌徒看到了新开的盘口。
喝完最后一碗酒，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搁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诸位，辽东的事从今往后不一样了。”
第二天又见了工部营缮司的主事——那个替朱由检做铁喇叭的人，姓宋名应星，江西举人出身，在工部熬了八年还是个六品主事。
两人一见如故，从铁喇叭的原理聊到火药配比，再聊到高炉炼铁的温度控制，一壶茶喝成了三壶。
宋应星当场从书架上抽出一沓图纸给他看——那是他正在写的《天工开物》草稿，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各种农具和机械的图样。
袁崇焕翻了几页，忽然抬头问了一句：“你这书写出来，能印不能印？”
宋应星苦笑，“没钱印，工部不批，说这是杂学，不入流。”
袁崇焕没再说什么，走的时候让老仆留了五十两银子，压在了宋应星的砚台底下。
还有户部那位老尚书郭允厚。
两人在户部值房里关上门谈了大半个时辰，郭允厚把皇家银行的运作方式详细解释了一遍——内帑出银做母本，在九边各镇设分号，军饷从京城直拨到营，每一笔都有票据留底，每个月核对一次。
袁崇焕听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问了一句：“你说实话，这套东西能撑多久？”郭允厚摘下老花镜擦了擦，说了一句让袁崇焕记了一辈子的话：“只要皇爷还活着，就能撑下去。”
袁崇焕懂了。
这套制度的根子不在银子，不在票据，在皇帝一个人身上。
皇帝在，银行就在。
皇帝不在了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