靴子踩在码头的青石台阶上——台阶上全是冻住的船工脚印和干涸的鱼鳞碎片,最上面一层薄冰在靴底下吱呀一声裂了。
他身后跟着一排东厂番子,番子们抬着两口大铁皮箱子,箱子沉得扁担都弯了,抬箱人每走一步扁担就吱嘎一响,像随时要咬断的骨头。
码头边几个正在卸货的脚夫看见番子的黑靴,撒腿就跑,把箩筐里的干鱼撒了一地。
银白的鱼干滚进冰碴里,没人敢回头捡。
魏忠贤在扬州待了不到十天,把镇江、常州两府最拖沓的欠税大户挨个提溜了一遍。
他的手段和在苏州一样简单——站在这家的正堂里捧一杯茶,让人把账本从头念到尾。
念完了不提罚不提押人,只在那家大门贴上扬州分号的封条,再留一句:“限期十日,咱家就在钞关等。若等不到银子,下回来把这张封条贴在棺材上。”
镇江的布商在限期最后一天把八万两欠税抬到了钞关。
抬银子的扁担把脚夫的肩膀压出血痕,一箱银锭卸下来时最底下那箱磕在石头台阶上散了盖,滚出两锭磕掉了角,银子上的刻印在石阶上擦出一道白痕。
常州的粮商撑到了限期当天傍晚——先托了知府衙门的人来说情,又托了当地乡绅送了一份厚礼:一盒新茶、一对端砚、外加一张五千两的银票。
魏忠贤收下茶叶,打开闻了闻,然后把银票压在退回的端砚下面,对送礼的人说了一句让那人后脊发凉的话:“告诉你们东家,这盒茶咱家喝了,端砚不要,银票咱家没看见。欠税照交——明天午时之前。”
第二天午时之前,常州的粮商把五万两欠税送到了钞关。
魏忠贤站在钞关门口,看着那一箱箱银子被抬进仓库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他知道自己这把刀已经磨得够快了——镇江、常州、松江,三府欠税大户望风而倒,连京城里的言官都开始掂量掂量弹劾他的风险。
但也知道自己正在把自己磨薄。
回到钞关后面那间堆放账册的厢房,桌上搁着朱由检寄来的膏药。
巴掌大的油纸包,上面盖着太医院的朱漆印。他撕开一贴贴在左膝上——膏药贴上皮肤的那一刻,热烘烘的药力慢慢渗进去,那股热劲沿着膝盖骨缝往上下窜,窜到小腿时还带起一丝针扎似的刺痒。
他闭着眼靠在椅背上,没出声,只把刚贴膏药的那条腿轻轻跺了一下,然后睁开眼,从袖子里又翻出那张便笺。便笺自从贴出之后他已经翻来覆去看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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