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的路上，我坐E280，赵坤坐自己的车。两车没有前后护送，各走一条高速入口。盛勇问是否要追上赵总，我说不用。他只是先去仓储公司，不是叛逃。
四十万元定金第二天支付，其中平台二十万、赵坤以股东短期桥款二十万，待董事会批准交易后转或退。不能让他因投赞成便私下垫全款，最后用“我已经付了”逼交割。另四十万元进中立托管，按条件释放。
尽调只剩六天。
周萍把B.L.十一家客户名单与南柏销售逐家对。三家有渠道介绍邮件，四家早在渠道合同前便与南柏交易，两家由青川平台后来带入，一家来自展会，一家资料不足。按可证明范围，渠道提成最多覆盖三家和一部分后续订单，不到债权方原数。
更关键的是，二〇〇八年B.L.回函不是青川确认。回函由海货贸易行一名外部窗口按“可能客户”列出，表头写“供渠道核对”，没有我、项目或南柏签。债权方却把“可能”在结算表里改成“关联客户基数”。
我们把证据在第五天送债权方。
对方不愿按六十余万结，只把和解从一百二十万降到一百零五万。卖方仍出一百万，平台承担五万。数字更小，原则仍是和解不判客户。
赵坤说应签。
我仍反对，但承认五万元和解从经济上合理。真正让我停止硬挡的是协议增加三条：B.L.回函只为当年核对，不构成青川对十一家来源确认；本次付款由卖方处理历史争议，平台五万元属于取得无争议资产的交易成本，不承接渠道合同；债权方放弃对平台、南柏资产和三家酒店未来销售的旧提成，不影响其对其他具体债的权利。
这三条让“终局”有了边界。
员工核验却在第六天爆出更大问题。
一名季签工人拿出二〇〇六年以来的工资与工作证，证明自己几乎连续工作，只在春节和短淡季停。类似情况有十九人。卖方六十万元专户按初步估计不足，可能需要一百一十万以上。彭启丰拒绝再留，他说资产出售不等于公司注销，劳动关系可留在原公司，由平台重新招聘愿意的人。
如果原公司卖完设备和商标，只剩一栋租给别人的厂壳，员工继续向谁工作？彭启丰说他会保留部分业务，实际没有订单计划。
红姨要求交易要么承接连续劳动并核权益，要么由卖方在交割前完成合法安排与支付。不能让平台只挑年轻、没病、能夜班的人重新试用。
严陆说这会让交易不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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